韩漫

学术研究只有了解研究对象，才能“有的放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言，做好这项工作尤为重要。这是因为，这一学科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六个二级学科的相关教学与研究人员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而整体性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可以说，这是目前这一学科学术研究的堵点。破解堵点需要跳出六个二级学科看学科，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思考理论生产的内在逻辑，这样才能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实现各二级学科间的融合发展、协同推进。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统一性入手，思考如何在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以期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其六个二级学科方向涵盖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诸多研究领域，这就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繁杂，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难度更大。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内在逻辑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成长历程出发，从他们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丰富实践出发，思考理论生成的历史与实践逻辑。概言之，就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理论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生产过程中，有些看似常识的现象却隐含着很大的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马克思“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回到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逻辑，可能更多要从已有答案的地方，或者说从学术常识出发，思考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英、德三国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这就具备了英雄人物产生的社会土壤。恩格斯指出，他们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工人运动的接触中，深化了对现实问题的认知。这就有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理论成果的产生。为了彻底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完整阐述了唯物史观。而世界观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形成提供了逻辑起点。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见，实践推动着个体的成长，也推动着理论的进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过程中，欧洲革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了阶级斗争的解读视域中，那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具体化。他强调法国式的政治斗争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同时把对法国政治史的研究提升到探究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层面。如此，通过实践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论的质的飞跃。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为公社宣读了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对公社事业进行了总结。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发表一系列书信、文章和演说，进一步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全面阐明公社伟大的创举，成为实践斗争推动理论成长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历程表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列宁也不例外。1887年，列宁因学生运动被喀山大学开除后，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1889年末至1890年春季，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共产党宣言》，研究《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学习先进理论是要转化为行动的指南，1892年在列宁领导下组建的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积极开展学习活动。从《怎么办?》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不仅对唯物史观，而且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全面论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14—1924年列宁理论活动的重心是辩证法，他写下的代表作是《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在这些著作中，列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道路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总结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逻辑，实则是实践的发展推动着个体的成长，而个体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推动着理论的进步。如此，则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般常识。这就需要引入比较的视野，那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过程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生成的独特性。以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多的是在个体的意义上进行理论的探索。这是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不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试图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等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最终没有转化为建立强有力政党。因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的智慧。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剩余价值。不仅如此，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列宁试图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并强调党内团结。但直到列宁去世前，也没能完成这一任务。为此，列宁感慨：“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如果党不够健全有力，不能迅速地彻底地把病治好，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分裂。如此，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最初样态。

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过程表明，经典作家与错误思想作斗争是理论产生的重要特点。第一国际的历史实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的历史。为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内部不同时期开展了反对有重大影响和危害的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这就有了《哥达纲领批判》《论权威》等经典著作。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战胜了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派的社会主义，也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列宁早期成长历程同样伴随着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1889年，居住在萨马拉的列宁开始与民粹主义作斗争，这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准备了材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开始了与孟什维克的斗争，这就有了《进一步，退两步》；而为了斥责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起草了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草案。1908年2月，列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用八个月的时间写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回击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澄清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混乱。其后，一方面，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社会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作长期的斗争。另一方面，从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问题到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布尔什维主义又同党内“左”倾思想进行着斗争，而这也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梳理理论生成的实践逻辑是要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各二级学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即作为个体或组织的理论创造主体与实践之间的复杂逻辑关系及其在不同时空中的呈现方式、价值与意义。当个体成为理论创造的主体时，实则就表明组织力量的薄弱，或者说组织能力的不足。列宁去世后，党内斗争一直延续不断，而苏联第一本权威党史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主线也是党内斗争，由此可以增进理解苏联共产党为何会失去执政地位。在此意义上说，苏联共产党没有给中国共产党提供有关党内团结的成功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同样面临着党内斗争。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更多地被敌对力量挤压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中求生存。极度艰苦的斗争环境决定了组织团结的重要性，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又为组织凝聚力提供了内生动力。斯诺在与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交流后感慨，他们只是“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由此才可以理解为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何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为何中国工农红军能够成功实现战略转移。

发挥组织的力量需要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章程就专门有“会议”一章，就是要以制度的形式保障组织的运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由刘少奇等负责起草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等的三个决定，并提交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这就有了以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了11个月，在创造世界最长会议纪录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彰显中国共产党组织团结与独特性的显著标识。如此，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组织的力量，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也成为组织化集体人格的表达，强调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逻辑呈现的另一个特点。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毋庸置疑，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同样告诉我们，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决定事物发展方向上具有重要意义。至此，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逻辑进行如下表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生成与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个体在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由此决定了以个体为中心的人物群体间的矛盾冲突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表现形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则与组织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组织团结基础上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如此，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就有了多个维度，它不仅表现为创造主体的差异性，还表现为组织生态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理论创造逻辑起点的差异性，还表现为理论创造路径的多样性。总之，厘清了上述诸要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能回到理论生成的原初情境之中，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多样性，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各二级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在重视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改造世界。因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这就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思想方法论，那就是在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这是因为，过往的历史为我们检验理论的先进性提供了最好的材料。今天的学术研究，恰是要在历史发展、历史事件中，检验理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不论是欧洲共产主义革命，还是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亚洲共产主义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改造世界的逻辑来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就是通过过往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如何解决实践的问题，而实践的发展又如何推动着理论的成长，由此也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

改造世界的样态虽然复杂多样，但就其逻辑线索而言，无疑就是实践的发展推动着理论的进步。对今天的学术研究而言，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寻找理论生成的历史与实践逻辑，这也是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问题是，如何才能还原理论生成的历史现场。在此问题上，就出现了“以今析古”的问题，就是以今人的知识储备与思维方式解释历史问题，如此，就出现了逻辑的混乱。

理论是由历史当事人创造的，回到历史现场需要了解历史当事人的知识储备。对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研究，实则是对理论生成的思想文化土壤的研究，对人物群体或者说人物谱系的研究。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就要熟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中，要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要熟悉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解《资本论》，就要熟悉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从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等英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就要熟悉从魁奈到西斯蒙第再到萨伊等法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同时，还要熟悉黑格尔的逻辑学等。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要熟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勒土尔诺的《婚姻和家庭之进化》以及阿·埃斯皮纳斯的《论动物的社会》等著作。同样，只有熟悉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思想耕耘者，熟悉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布哈林等，才能真正理解列宁思想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价值。

回到中国革命，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下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创建。《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1日出版）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公布了人民出版社当年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计有《马克思传》《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等；“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相关出版物9种。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和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而出版发行的系列丛书之一，也是走进历史当事人必要的知识储备。其中，《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原书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社会主义史》，是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也是相关领域研究者必读的书目。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

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延安整风运动中的22个文件，是那个时代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基本知识储备。及至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说，积20多年的经验，深知要读《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书。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学者必须熟悉上述著作，才能真正走进历史当事人的思想深处。历史当事人的知识储备还包括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如果你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就要熟悉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熟悉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熟悉1864年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寻根溯源，你还要熟悉《共产党宣言》，熟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为深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还要将恩格斯先行撰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纳入观察视野。同时，分析文本需要了解文本生成的实践土壤与这一领域的基本知识。从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到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不了解它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对它们的批判，即为何除了“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1899年4月，列宁的著名理论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版，署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这是列宁在三年流放期间所写的30多篇（部）理论著述之一，该书引用和提到的书籍、报刊、文章以及各种统计汇编、年鉴、政府部门的简报、报告和记录等约600件，而他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阅读和使用过的文献比这还要多。如此可以看出，要掌握一个学科的基本知识，还需要相关学科知识储备的支撑。

理论生成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因而与一定历史空间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有着必然的联系。晚年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也提到，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英国企图“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可以说，如果不了解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了解当时的贸易政策，就很难读懂这篇文章，更不用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马克思在1843年10月底迁居巴黎，第二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同马克思会面，从此开始了两位伟人的合作。此后，他们又在布鲁塞尔、伦敦等地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前曾被迫在欧洲流亡十余年，到过日内瓦、慕尼黑、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克拉科夫、伯尔尼、苏黎士等地，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欧洲。这与欧洲的政治传统是分不开的。从1492年以来，由于欧洲宗教斗争激烈化，民族主义高涨，宗教受迫害者和民族被压迫者增多，逐渐形成政治避难制度。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在接纳政治避难的问题上，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惯例。如法国1793年宪法第120条明确规定所有遭受政治迫害者均可在法国寻求庇护，英国在原则上同样也拒绝驱逐政治犯。如果我们不了解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护照、集会、结社、出版与新闻审查制度，我们就很难走进19世纪的欧洲，走进历史当事人的工作与生活空间，更遑论走进他们的思想深处。同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离不开相关的知识储备。以《论持久战》为例，如果不了解1938年中国战场的战争态势，不了解国民政府、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不了解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态度，对于文中所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

政治大变革的背后必然是科学技术的革命。在德国统一战争中，普鲁士铁路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赢得战争的关键环节。因而，19世纪欧洲铁路发展水平与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对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哪些影响，值得学界去进一步研究。19世纪中期以后，法国演讲文化的热潮空前高涨，公众对演讲的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与巴黎一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舞台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还需进一步考证。对19世纪欧洲社会而言，宗教、社会生活、文化信仰等都会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则需要在大量的文献阅读中细细体会，才不至于犯常识性的错误。可见，回到历史现场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过程。

思考理论生成的复杂性就要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法国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以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满足实践斗争的需要。回到中国语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逻辑优先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是从相关概念的修正开始的。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着概念的内涵。大革命时期，回到湖南老家的毛泽东，经过调查走访，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它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前两种在农村中占极大数量，“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包括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可以说，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内涵。

实践的发展还推动着理论的进步。遵义会议前，照搬“先生”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党内出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化倾向。与“先生”失去联系后的遵义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真正体现了多数同志的意见，彰显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特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四个服从”的提出丰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体现了组织的集体智慧，而个体也更多地体现了组织化的集体人格。这就使得相关理论研究是一个寻找合力的过程，不仅要研究领导人的思想，还要研究典型人物以及一般个体的思想。

还原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是反映历史真实的档案文献，有时也很难完全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以弱搏强的斗争态势。弱者要战胜强者,就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想清楚、说清楚。同时，为了让个人和组织更加重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档案文献也会更多地呈现问题的一面，即在党的工作汇报、总结中以问题为导向。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曾指出，搜集下情须故意收集反面材料。这是身处弱势地位的革命性政党赢得生存的常识性问题。研究者如果不了解这个常识，简单地从档案文献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可知，局部的真实不等于整体的真实，起点的真实不等于过程的真实，更不等于终点的真实。